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适逢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这些天来，我经常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反映二次世界大战的优秀外国电影，如美国的《巴顿将军》、《辛德勒的名单》，法国的《老枪》，前苏联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作品魅力无穷，影响历久不衰，而我国深入人心的同类影片，却似乎只有《地雷战》、《地道战》?究其原因，可能还是因为我们在人性刻画和伦理道德的层面上有所欠缺。确实，人情、人性、道德伦理表现的深浅决定着历史判断的好坏;电影在根本上可以从上述角度加以准确衡量。

　　电影作为社会涵盖面最广、最大众化的艺术，不管什么题材、风格，都是对当下社会的形象写照，都足以鲜活地反映出个人与时代的特征。一百年的中国电影，与一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坎坷命运紧密相连，承载了许多超越电影文本的丰富内涵。从纵向坐标来考察，我们在感慨之余，会发现在以社会功能为导向的电影环境中，中国道德伦理故事片曾受到三次较大的冲击;探讨道德伦理叙事模式的这三次历史变迁，将有助于我们准确衡量百年中国电影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讲好的故事”

　　中国电影史上经济效益和艺术成绩双丰收的影片，往往都把社会问题、个人情感置于家庭伦理的叙事模式之中，用道德、人性的完满或残缺来代替形而上的思考和批判。这种伦理叙事的模式，结合一波三折的“传奇”的情节，很符合中国民众的观赏习惯和审美心理，不仅拥有长久的生命力，还构成了中国百年民族电影的特色。

　　中国传统道德是建立在儒家实践理性文化之上，以“仁”为核心，以宗法血缘纽带为特色的家国同构体产物，讲究三纲五常。而居五常(仁、义、礼、智、信)之首的“仁”，孔子曾解释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换言之，“孝”和“悌”乃“仁”之根本。这虽然是对“仁”的狭义解释，然而体现其中的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和家人和睦这样一些观念，构成了以家庭伦理为本位的中国传统道德。这种道德赖以绵延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基础，到了中国电影诞生的1905年，已经受到巨大的冲击：社会环境和经济结构的裂变，使这种传统的伦理本位道德观逐渐发生了衍变。但其深厚的渊源，仍然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潜意识中，影响着中国广大观众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电影史上经济效益和艺术成绩双丰收的影片，大都围绕着家庭伦理道德展开。如郑正秋的《孤儿救祖记》和《姊妹花》、蔡楚生的《渔光曲》和《一江春水向东流》、谢晋的《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等片，往往都把社会问题、个人情感置于家庭伦理的叙事模式之中，用道德、人性的完满或残缺来代替形而上的思考和批判。这种伦理叙事的模式，结合一波三折的“传奇”情节，很符合中国民众的观赏习惯和审美心理，不仅拥有长久的生命力，还构成了中国百年民族电影的特色。

　　改革开放迎来了中国电影的新时期。在初期阶段，由于西方文艺理论的大量引进以及创作者对电影语言的锐意革新，使得以画面造型见长的《黄土地》、《晚钟》等电影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票房惨淡;而此时谢晋先后推出的几部电影以及《人生》、《喜盈门》、《野山》等作品，则延续传统的家庭道德伦理叙事方法，结果口碑和票房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两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以叙事见长、以道德伦理为价值取向的影片更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口味。道德理性最善于体现人的心灵与精神境界，因而也是叙事艺术刻画人性、感染观众最有效的手段之一。2003年山西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一部“小投入、无明星”的农村伦理苦情戏《暖春》，取得了1200万的高票房;表现中国式父子传承之坚定的《那山那人那狗》，和执着于一家三兄妹卑微人性剖视的《孔雀》，甚至赢得了日本人的感动，欧洲人的喝彩。而张艺谋的两部大制作《英雄》和《十面埋伏》，以另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武侠片样式，纵然取得了极好的市场反响，但社会舆论普遍批评影片“没有讲好的故事”……评论这种重视内涵的叙事标准，实在是值得我们思索的。

　　在这一叙事背景下，我们来看百年中国电影的三次变迁，其与社会思潮发展中传统道德所受到的冲击，是基本保持一致的。

伦理叙事与社会思潮的调和

　　以道德危机的出现和最终解决为故事线索的家庭伦理母题的力量和新的社会思潮(平民教育)，暗含了平等和个体独立意识在城市市民中引起的时代共鸣。以《孤儿救祖记》为起点，一种“通俗社会片”的创作模式开始赋予电影伦理叙事更多新的内涵。

　　第一时期指从1905年《定军山》面世，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1949年。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道德观念的传入，进一步冲击了正在衰落的传统道德。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1913)，便以社会讽刺剧的形式揭露并批判了封建婚姻的黑暗与虚伪。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前后，“科学”和“民主”思想的引进，在旧的道德体系中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构成唤醒中国的启蒙意识。这种新的道德，建立在西方的人道主义之上，主张人性和个性的解放，它与强调人际和谐、互助的朴素道德观，在交融中呈现出复杂的形态。家庭伦理的圆满、和睦与平等、自由、科学等概念一起出现在电影的意识形态中，使得解放前商业电影的主流，在叙事策略上采取了道德伦理与社会改良思潮的调和。我们可以从被电影史家誉为“建立了国产电影基础”的《孤儿救祖记》中，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启蒙思想一个颇为热门的社会性话题，是取缔封建遗产制度和提倡平民义务教育。拍摄于1923年的《孤儿救祖记》通过一个家庭十年间的沧桑变化，传播了当时流行的社会改良思想，影片的故事富有戏剧色彩：守寡的儿媳受到诬陷，被身为富翁的公公赶出了家门。10年后，儿媳含辛茹苦养大了孩子，并送他到义务学校念书。而此时企图霸占遗产的侄子又对富翁起了谋财害命之心。危急之中，机智善良的孙子救了他。最后，沉冤大白，祖孙三代终于相认团圆。为了报答义校的教育之功，儿媳将所继承的一半财产捐给了学校。这部影片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观众对该片的认可，正表明了以儿媳为代表的传统“孟母”式的儒家道德形象的强大生命力。以道德危机的出现和最终解决为故事线索的家庭伦理母题的力量和新的社会思潮(平民教育)，暗含了平等和个体独立意识在城市市民中引起的时代共鸣。以《孤儿救祖记》为起点，明星、长城等公司形成了一种“通俗社会片”的创作模式，电影伦理叙事被赋予了更多的新的内涵。

　　上世纪30年代民族危机的出现，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观众的欣赏需求发生转变。当时的《影戏杂志》曾收到几百封观众来信，纷纷要求各制片公司积极拍摄富于时代内容和鼓动抗战的影片。明星公司首先转向，邀请了夏衍、郑伯奇等左翼文化人进入公司。明星、联华、电通等公司出品的《城市之夜》(1933)、《渔光曲》(1934)、《神女》(1934)、《风云儿女》(1935)、《迷途的羔羊》(1936)、《八百壮士》(1938)、《塞上风云》(1942)、《八千里路云和月》(1946)等电影，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些“左翼”电影，突破了家庭伦理的狭小范畴，紧密联系社会现实，在主题和叙事模式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开拓。

　　无论是《孤儿救祖记》那样对启蒙思想的鼓吹，还是“左翼”电影对革命思想的介绍，大多会借助于一个曲折的故事，溶入制作者的意识形态，力图在票房和艺术上取得平衡。但与传奇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伦理道德规范在承载启蒙思想时，两者往往并不能很好的协调，譬如当时还不是左翼中坚力量的蔡楚生，首次独立导演的作品《南国之春》(1932)，讲述了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可是偏偏加入一些革命激进的口号，影片结尾女主人公临死前，还与整个影片基调不相称地要求男主人公勇赴国难……内容相当单薄而直露。

　　随着电影人的成熟，上述伦理叙事与社会革命思想的调和出现了比较成功的作品，代表作是《万家灯火》和《一江春水向东流》。前者讲述婆媳、母子、夫妻之间的冲突关系，以战后社会现实为背景;后者用恢弘的史诗笔调描写了素芬一家人在抗战爆发前后的经历。两部影片都是用一个家庭来承载社会的变迁，用道德伦理的力量让观众感动不已，这种“家国同构”的模式，骨子里体现着中国艺术历来依赖伦理情感打动观众的传统。

阶级情感与集体激情的涤荡

　　作为新中国“创世经典”的《白毛女》，1950年开始在全国25个城市120个电影院同时上映，首轮观众就达到600多万人，其“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与喜儿和大春的苦恋、杨白劳被迫卖女、白毛女重获新生等扣人心弦的剧情相联系，将贫农与地主的斗争和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融合在一起，赢得了观众对阶级仇恨和阶级情感的认同。

　　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封建宗法制度、伦理道德等旧的群体束缚进一步崩溃、消亡；另一方面，“家”的概念开始悄悄让位于阶级，人性、亲情、个体情感的表达也不同程度地受到禁止。

　　作为新中国“创世经典”的《白毛女》，1950年开始在全国25个城市120个电影院同时上映，首轮观众就达到600多万人，其“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与喜儿和大春的苦恋、杨白劳被迫卖女、白毛女重获新生等扣人心弦的剧情相联系，将贫农与地主的斗争和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融合在一起，赢得了观众对阶级仇恨和阶级情感的认同。家庭情感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指向，使整部影片较好地实现了政治与审美的统一，伦理道德与革命情感、社会主义新的集体道德的统一。然而，这种道德伦理与阶级话语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没有获得良性发展。人性、爱情和伦理道德价值不久便让位于阶级情感了。

　　1957年，影片《柳堡的故事》在弘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同时，初闯禁区，涉及了革命者的爱情与婚姻等问题。可惜浅尝辄止，不敢深入开掘人性、人情、人道主义主题。1960年获得第一届百花奖四项大奖的《红色娘子军》，讲述的是女奴吴琼花受到地主南霸天的欺压，在党代表洪长青的帮助下，重获新生，成长为革命战士的故事。片中的琼花被设置为一个孤儿，传统的“家庭”成为缺席者。导演本来想安排吴琼花和洪常青的感情戏，但在剧本修改中最终被删除了，仅表现为拯救者和被拯救者之间的同志之情。在《白毛女》里，伦理道德与阶级情感还是并重和统一的，而从1950年到1960年的十年时间，家庭、爱情等传统表现的主题进一步转化为革命的激情、阶级压迫和阶级仇恨，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被劳苦大众的阶级感情所代替，道德伦理进一步转化为阶级集体情感。

　　1966年前十七年的电影创作，革命战争和革命历史题材是主流，取得的成就也最大。《渡江侦察记》、《红旗谱》、《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小兵张嘎》等优秀作品，都是在反抗、觉悟、革命的概念下，直接表现如火如荼的人民革命斗争生活，很少儿女情长或人伦之情;观众在电影里每每只能看到流星划过似的人性闪光。基于传统伦理道德的家庭情感和基于民主、自由等启蒙思想的个体意识，逐渐让位于革命的激情。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人民基本只看八部样板戏，电影创作或呈现空白状态，或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家”成为一个空置的概念，人性、人情被放逐于故事之外，禁欲主义发展到不近人情的极致：江水英的丈夫在部队里服役(《海港》)，阿庆嫂的丈夫在上海跑单帮(《沙家浜》)，美丽的海霞正值青春妙龄却没有一丝情感的萌动(《海霞》)，李玉和步入壮年仍孑然一身干革命(《红灯记》)……具有传统优势的伦理叙事受到了彻底的颠覆。

个人意识与道德理性的回归

　　《孔雀》似乎更能表明当代道德理性的回归。譬如那位一心想当伞兵的姐姐，虽然在争取个人幸福的过程中有偷妈妈钱、给人送礼等不符合道德标准的行为，但她对理想的追求却是让人同情和感伤的：这类处理，流露出导演对人性、伦理的新的理解与宽容。善与恶的真诚展现，使人性的读解不再受限于外来的社会因素，人性也就由此获得了永恒。

　　第三次转型从文革结束直到目前，也即我们常说的电影新时期。

　　出于对人情、人性表达被长期禁止的反弹，新时期初公映的一批表现亲情、爱情等情感的影片，都获得了观众热烈的反应，像描写玉贞和老魏之间爱情的《归心似箭》、表达兄妹手足之情的《小花》，等等。可是这些电影仍未脱离往昔的话语体系，多以战争为背景来表达人情和人性。谢晋的《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则重新回到由郑正秋和蔡楚生所代表的传统，用家庭情感和伦理道德来演绎和化解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并取得了重大成功;特别是1987年的《芙蓉镇》，以伦理为中心展开叙事，用家庭的圆满与否来对胡玉音、李国香等人物命运进行最终的判决。观众对这类回归人性的作品报以由衷的欢迎，表明了这种伦理叙事模式确实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我个人觉得，文革后四、五代导演某些“民族寓言”式的影片，可以看作是所谓“谢晋模式”的一种变体。曾获国际大奖的《红高粱》和《霸王别姬》，已经没有了《盗马贼》、《黄土地》那样的先锋探索意义，而是回归到精彩故事的叙述中来。与谢晋的作品相比，两者同样设置了曲折的情节、男女间的感情、个体与社会命运的类同构性，同样有宏大的叙事，只是这两部片子中，道德伦理情感开始让位于个体意识和人性的思考。张艺谋一系列寓言式的故事，虽说是一种东方奇观式的展示，却同样也是个人逐渐觉醒的过程。《红高粱》深入解剖人性之善恶，既渲染了生命的欢娱，又表现了生命的悲壮;《菊豆》对人伦道德与菊豆欲望细致入微的刻画，也比《芙蓉镇》中对胡玉音的刻画更为大胆和细腻;而且，在张艺谋、陈凯歌后期一些的作品中，个人的命运逐渐不再与时代紧密相连，对“人”的思考跨越了时间，进入到文化层面上的反思和重构。所以可认为是道德伦理叙事在新时期的发展和变异。

　　由第五代说到第六代，他们大都表现出对政治热情的疏离，体现了一种当代青年自我叙述的冲动和个人焦灼的表达。第六代的作品就其整体而言，是与伦理叙事模式的彻底决裂。《小武》、《苏州河》、《北京杂种》都没有传统道德意义上的批判，更多的是揭示一种生活状态;尽管隐藏在影片深处的，有导演对社会的关注和独特感受，也有某种人文关怀，不过总的看来，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在市场、美学观念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并没有与芸芸大众构成有效的交流。他们的作品，只是在“先锋”的意义上，完成了个体的觉醒和对道德理性的呼唤。与此同时，伦理叙事的自省仍在延续。在今年荣获戛纳电影节特别大奖的新片《青红》里，王小帅仍流露出满腹乡愁的个人焦灼，然而那已经是一种饱含着两代人亲情冲突、体认到归属的焦灼了。同样是艺术性的获奖电影，《孔雀》似乎更能表明当代道德理性的回归。譬如那位一心想当伞兵的姐姐，虽然在争取个人幸福的过程中有偷妈妈钱、给人送礼等不符合道德标准的行为，但她对理想的追求却是让人同情和感伤的;这类处理，流露出导演对人性、伦理的新的理解与宽容。善与恶的真诚展现，使人性的读解不再受限于外来的社会因素，人性也就由此获得了永恒。

　　当前，大众文化随着经济的发展日益强大，并主宰了电影市场。潜伏在市民文化心理中的道德伦理审美倾向，也再度固执地表现出来。《我的兄弟姐妹》、《生活秀》、《和你在一起》、《暖》、《美丽上海》等许多以人伦、亲情、爱情为故事重点的作品，甚至包括近日火爆上映的唐季礼大片《神话》，也融入了忠奸分明、爱恨交错等道德因素，这些影片都取得了票房或口碑上的良好成绩，再次预示着伦理叙事的长久生命力。

　　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从基础上解构着以伦理为本位的道德观念，建设着新的道德理性。电影作品必然会越来越多地反映个体意识，替代之前占主流的集体话语。但道德伦理叙事的模式，因其深厚的观众心理基础，在电影、特别是商业电影的创作中，必将占有一席之地。目前，国内的电影市场并不景气，许多作品没有好的故事，或者按照某些创作者的话来说，是不屑于讲好一个故事。事实上，电影不仅是艺术，更是一种产业，面临着美国和世界电影的激烈竞争，百年中国电影要重新获得繁荣生机，需要好好地发扬我们民族电影的优秀传统。伦理叙事影片在各时期突出的艺术成就和票房佳绩，无疑是值得当代电影人好好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