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荣幸能在山东大学“经济学家论坛”发表我对中国经济研究的一点心得。一段时间来，我们的媒体一直在强调一个重要观点，也就是小平同志曾经讲过的那句话，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这句话对经济学家来说意味深长，因为我还没有看到世界上的哪个国家和地区如此明确地表明过这么一个重要的发展共识和贯穿到底的发展意愿，而它们却常常被经济学家的视野所忽略。今天我想说明为什么这个发展的意愿和共识是经济增长格外重要的因素。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全球经济和全球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前不久，我应邀在澳大利亚出席了“澳中商业论坛”，在这个集聚了几百名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场合，你总能感觉到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未来是多么认真和富有激情。渣打银行的CEO从香港飞到澳大利亚并且几乎没有逗留又飞回香港，仅仅是为了能够在宴会上发表对中国经济前景那乐观的20分钟的讲演。实际上，中国经济话题已让这个世界上的无数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大部分时间不得不在飞机上度过，而且一点都不夸张。

　　多年来，无论是问题还是成就，中国经济的变化速度本身就是这样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商业精英和经济学家的眼球。每当我出席学术会议或者公共论坛的时候，我都深深感受到中国经济增长给当今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波是多么强大。

　　一、印度、非洲的不同之处

　　印度和非洲的经济发展，显然还缺乏与中国经济相类似的经济增长的动力。

　　与三年前的情况有所不同，今天人们谈论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未来，总会添加一个新的选题，那就是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模式的竞赛。的确，把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进行经济增长模式和相对优势方面的比较是很有意思的。在伦敦，印度的学者曾罗列了中国和印度各自的优势和劣势。看起来，两者虽然在很多劣势方面拥有相似性，但两者优势的错位却非常严重，中国有优势的地方正好是印度的软肋。比如，中国的物质基础设施远远领先于印度，但印度的金融系统等比中国健康得多。

　　但是，最近接连不断的新闻报道告诉我们，印度已下决心在物质基础设施上赶上中国。印度总理辛格说，要全心把孟买打造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并且放言，20年后人们会忘记上海，记住孟买。可见，印度知道自己的软肋在什么地方。但问题是，整体而言，印度虽然在软件和金融服务等领域发展迅猛，它并没有形成一个可以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可靠和稳定的动力机制。我的意思是说，印度虽然有增长，但是这个增长主要为局部和个别因素自发形成的，而且印度的增长常常因为影响农业生产的气候因素的变化而受到冲击，5－6％的增长还依然比较脆弱。它至今并没有形成一个可以帮助我们清楚地判定有利于高速增长实现的增长共识，更不用说它缺乏整合其相对优势的动力与执行机制了。

　　再让我们来看看比较陌生的非洲大陆的经济增长。说到非洲的经济现状，一些文章说，非洲独立四十年了，但经济依然没有大的起色。的确，非洲经济整体没有起飞是一个让很多经济学家感到费解的问题。离开哈佛而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的萨克斯教授十年前曾经在《经济学家》杂志上写过一篇文章，讨论非洲经济为什么不增长的问题。他在文章中援引了一个古老传说：一位老农饲养的鸡生病了，于是求见当地的祭司。祭司建议老农去为鸡祈祷，但是鸡还在死去。老农又去找祭司请教，祭司说为鸡播放音乐，但是老农还是发现鸡在不断死去。老农又去求见祭司，祭司说回去把鸡的羽毛都涂上金色，老农回去用油漆把鸡的全身都涂上了颜色，结果鸡全都死去了。祭司最后却对老农说：很遗憾，我还有很多好的主意呢。

　　非洲缺少的显然不是“好的主意”，而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以研究制度变迁著称的华盛顿大学教授道格拉斯·诺思和他的同事两年前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为“既然经济学家如此聪明，非洲的经济为什么不增长”。在这篇文章里，诺思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非洲缺少的东西。在他看来，非洲缺少的是专注于经济增长的政府制度。

　　二、“后华盛顿共识”的缺陷何在

　　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对“后华盛顿共识”的真正挑战在于，它没有套用所谓的“正统道路”，它尝试着转型的创新和通向成功增长的转型替代。这恐怕是理解和解释改革后的中国经济增长逻辑的出发点。

　　相对而论，东亚出现的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亚经济的政府官员在经济增长问题上形成了核心意识和共识，用现在流行的话语叫做“把激励搞对了”。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中国形成了在经济增长问题上达到思想和行动高度共识的制度和模式，或者说形成了能成功地执行与保障高速经济增长的“政府治理”模式。

　　早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当中国经济因为政治风波的影响而几乎被西方认为差不多走到尽头的时候，中国不仅克服了短暂的经济下降，而且事实上从此积累了持续和高速的增长势能。此后15年，对中国经济行将崩溃的判断和预言虽然从没有间断过，但中国经济的高速变化与增长似乎势不可挡。在那些关于中国经济行将崩溃的“研究”文献中，银行的坏账、国有企业的没落、地区的差距以及官员的腐败常常被作为重要的“证据”，但是被这些作者一直忽略的逻辑是，这些证据恰恰都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没有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就没有这些“可怕的”问题，而恰好是增长又在不断地解决着这些问题，包括使问题变得不再如此重要。虽然这些“可怕的”问题都与经济增长相联，但经济不增长倒可能是最可怕的问题。两年前当我听到一位主管地方经济事务的市长在一次经济学家的聚会中能说出这么一句精彩话语的时候，我多么希望西方的经济学家们也能在现场。

　　那么，为什么西方的观察家难以看到贯穿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逻辑呢？其实，早在改革开始后的头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很快就让大多数关注中国经济的西方学者感到了困惑。从根本上讲，他们所理解的经济转型、发展和增长的逻辑，来自于今天所谓的“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不仅是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对一个转型和发展中的经济如何实现增长的基本认识，而且实际上代表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整体在经济转型、私有化和经济增长之关系上的基本共识。在一个典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头脑里，成功的经济转型与增长离开向私人产权制度和西方式民主政治制度的快速转型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成功的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面关系应该是由政治改革优先于经济改革以及尽可能快地实现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来决定的。“后华盛顿共识”是建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政府”性质的基本看法之上，不指望转型经济的政府有能力承担经济增长的任务，而寄希望于私人部门的快速兴起和富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精神。

　　后华盛顿共识”的基本认识在理论上有重大缺陷。它需要很多严格的条件，尤其是，转型和发展中的经济各自拥有的初始条件非常不同，不能指望它们都遵循同样的时间序列来开始。有些条件甚至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改变和出现的。因此，当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这些条件不具备或者不成熟时，转型经济就必然在初期经历“L”型的衰落过程，就像俄罗斯的情况那样。但是，“后华盛顿共识”的最大缺陷是它把“转型”理解为一个在经验上并不可靠的“正统道路”而拒绝转型的创新。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经济转型和增长的经验和对“转型”的深刻含义。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对“后华盛顿共识”的真正挑战在于，它没有套用所谓的“正统道路”，它尝试着转型的创新和通向成功增长的转型替代。这恐怕是理解和解释改革后的中国经济增长逻辑的出发点，这一认识与兴起中的“比较制度分析”所倡导的认识范式不谋而合。

　　三、“为增长而竞争”助推中国经济走上快车道

　　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没有任何力量有竞争产生的能量这么强大；没有任何竞争有地方“为增长而竞争”对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那么重要。

　　不可否认，作为成功追赶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与日本和东亚经济起飞经验拥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导源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资金短缺的初始条件，从增长模式来看都是高投资－高增长的助推类型；从贸易策略上看，均遵循“外向”原则，并主要依赖技术引进来实现技术进步；从工业化战略上看，主要依赖“比较优势”逐步升级产业结构和提升劳动生产率。但是，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相比，中国是一个巨型经济体，不仅有13亿人口，而且国土面积差不多相当于100个韩国。很多在小型经济体容易做到的事在大国会比较困难。比如说，一直有很多经济学家依据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主张中国要靠迅速培育少数产业的“航空母舰”来帮助实现集约的经济增长。再比如，也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不应该过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最高储蓄率的经济之一，而且吸引和依赖外商直接投资并不是东亚的典型经验。

　　显然，这些评论者只看到了一些非常局部的现象，没有搞清楚形成这些局部现象背后的一致的逻辑：中国经济里一直有一种强大力量在抵抗着“航空母舰”的出现；同样是这个强大力量让中国的经济始终处于日本和韩国未曾达到的全面开放的状态。可以说，中国经济起飞和高速变化的动力目前就来自于这个强大力量。

　　也许这些年来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不再重视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这个力量。相反，我们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那些暴露在经济增长中的各种问题。我们总是会去批评流行的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以及银行的非独立性等问题。但是，我们尚需认真对待的理论问题是，为什么这些问题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市场整合和一体化迟迟不能发生？在最初的热情消退之后，我们怎么解决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和能量？这些问题最近总是让我挥之不去。

　　今天我在这里要向大家特别指出的是，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没有任何力量有竞争产生的能量这么强大；没有任何竞争有地方“为增长而竞争”对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那么重要。在保持政治高度集中的同时，过去10多年来中国经济已经演变成事实上的“财政联邦主义”的结构。这个现实已被不少经济学家所发现。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经验是非常宝贵的。尤其是，这样一个转型创新值得我们在理论上倍加注意：向地方政府的经济分权并从体制上维持一个集中的政治威权，把巨大的经济体分解为众多独立决策的地方经济，创造出了地方为经济增长而激烈竞争的“控制权市场”，从根本上替代了“后华盛顿共识”所要求的前提条件。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导致地方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有利于投资增长的政策环境的改善，加快了金融深化进程和融资市场化步伐。尽管地方为增长而展开的竞争可能导致过度投资，但是地方间的竞争却从根本上减少了集中决策的失误，牵制了违背相对优势的“航空母舰”型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同样，地方为增长而展开的竞争让中国经济在制造业和贸易战略上迅速迎合和融入了国际分工链条与一体化进程。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和中国经济的深度开放是地方为增长而竞争的结果。

　　当中国经济被事实上分解成成百上千个小型经济体之后，表面上看它们之间的竞争造成了“重复建设”并且很容易被指责为资源的重复配置，但是，与计划经济完全不同的是，它们之间的“贸易”联系却在不断加强之中。不仅互补性的贸易增加了，而且“行业内”贸易增长得更快。这方面数量不多的研究文献发现，从各省的“投入－产出表”上来分析，一个地区对其他地区的“贸易依存度”是增加了而不是下降了。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实际上促进了区际贸易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强化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与一体化进程。现在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没有分散的经济决策，没有地方为增长而展开的激烈竞争，就难以形成这些地区的经济繁荣与增长；没有发达的经济，就看不到这些地区正在逐步清晰化的产业集聚和分工模式。

　　四、中国经济期待更多变化

　　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体制在现阶段为这个以“更多变化”表现出来的增长提供了一致的激励和动力。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仅要成功实现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而且要成功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这是过去20年来中国政府面临的最严峻挑战。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始终受到中央与地方关系反复调整的困扰。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地方关系的演变和1994年被正式确立为“分税制”的基本架构，无疑取决于多个重要因素。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题目，涉及到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演变方式。我想强调的是，也许常常不被经济学家所重视的因素和事实可能是最值得关注的。根据我的理解，首先应该就是“增长共识”的形成。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提出“发展是第一要务”，“增长共识”纳入到执政党的纲领中，取代了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的长期主导地位，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件。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实行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了地方官员考评和晋升的有效激励与治理结构。再加上财政体制上的分权和分税，很快就把地方发展经济的激励问题（动力和能量问题）解决了。

　　我们可以批评“政绩观”贯穿在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行为中可能产生和诱导出来的问题，但是让地方官员都能树立起一个“为增长而竞争”的观念，这本身就是最有效的激励机制。我们无须否认在一些地方的确出现了“官员出数字，数字出官员”的问题，可是大家可以做一个简单估计，如果数字是“吹”出来的，像上世纪50年代流行的“浮夸风”那样，我想我们的经济早就因为数字膨胀而崩溃了。

　　作为一个地区差别大的巨型经济体以及农业和农民占绝对比重的国家，中国经济的发展首先是要解决好增长的共识和增长的动力。当增长的潜力和机会被改革开放的“眼睛”发现之后，如何尽快把中国经济引入到快速增长的轨道、如何尽快参与国际经济的分工和分享世界市场，变得至关重要。在这个问题上，西方观察家总是不能摆脱固有思维方式，总是把经济增长想像成一个灵性的东西，总是要与那些需要漫长时间来演变的标准制度联系在一起。他们所忽略的是“古典竞争”（主要是数量竞争）在开始经济起飞时的重要作用。

　　在增长潜力和机会随处可见的时候，只有数量上的充分竞争能够产生足够的增量来推动更快的增长。在经济落后的起点上，数量的改变（即增量）本身就是增长。只有足够的增量才能让没有收入的人口迅速变成就业人口，才能维持持续不断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才能依靠持续的商业化过程逐步改变经济的落后面貌。

　　在地方间展开的古典式竞争不仅是一种力量，而且竞争节省信息和执行成本，简化对制度的过高要求。在这样的竞争格局中，最容易改变的要素、对制度安排要求最低的要素，会最先被用于增长。因此，经济增长最先表现为最容易识别的量的变化：更多的厂房、更多的机器、更多的产品、更多的公路和桥梁、更多的学校和大学生、更多的楼房、更多的机场以及更拥挤的城市。而对那些不太容易在短时间内改变的要素或者对制度有更严格要求的要素，变化就相对缓慢一些。例如，人口的素质和文明水平、信誉与商业伦理、科技与研发、金融制度以及创新能力等，这些代表着更高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的能力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还没有大量地表现出来。我们的增长在现阶段上还更多地表现在更容易改变的地方和更容易看得见的“数目字”变化。重要的是，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体制在现阶段为这个以“更多变化”表现出来的增长提供了一致的激励和动力。

　　20多年来，尤其是过去10多年来，中国庞大的经济身躯已经被地方分散决策的模式和地方“为增长而竞争”的考量体制推上了增长的快车道，我们需要变化，需要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需要让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变成就业人口从而获得收入的增加，需要开放和进一步开放，因为我们需要分享更大的世界市场，需要更多生产性的资本和资源来帮助激活与支持我们的经济发展。20多年来，我们保持了年均10％的增长率，我们还会继续高速地增长几十年，因为今天在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还仅仅集中在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我们还有更多有待发生变化的地区和人口。我们需要更长的增长时期来覆盖这些地区和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