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古今贯通
——————————章培恒教授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
要真正认识古代文学的发展趋势,更必须了解现代文学发展的大致趋势。我们往往把古代文学中并不是通向未来的东西认为是很好的东西,或者把中国古代文学中具有通向未来的因素看作是应该否定的东西。
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研究古代文学的人往往不关心现代文学的研究,研究现代文学的人也同样不关心古代文学的研究。结果研究古代文学的有些人不能正确地弄清古代文学发展的趋势,说明中国古代文学中哪些东西真正有价值,应该弘扬,哪些是已经或将要被历史淘汰的。研究现代文学的有些人则弄不清现代文学为什么要这样发展,怎样的发展是正确的方向,怎样的是不正确的方向。 由于不关心古代文学的发展趋势而导致对现代文学的误解,为数不少。问题最集中的,是对五四新文学的评价。相当部分的研究者,特别是海外主张新儒学的学者,认为五四把传统全部抛掉了,造成了中国文化(包括文学)的断裂,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化上的许多问题。有些人甚至以为,正是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有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五四就是否定传统,走到底就必然会出现“文化革命”。另有一些研究者也认为五四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断裂,但却肯定这种断裂,把这作为中国文学发展唯一正确的方向。这两种观点看起来很对立,但前提却是一样的,即认为五四是中国文化(含文学)的断裂。其实,这里面存在着种种误解。原因在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性了解不够,所以忽视了五四新文化与传统的联系。其实,五四新文化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必然要到达的驿站,不过在外国文化的影响下,提早出现了若干年而已。 倒过来说,如果对现代文学发展趋势不了解,对中国古代文学也无法作出很确切的评价。这里以中国诗歌为例,中国传统诗歌和中国新诗的差别很大。新诗中有一派比较注重中国传统诗歌的特色,如闻一多先生。后来还有很多人主张中国的新诗就应该继承那些传统诗歌的特色。因为有了这样的主张,中国新诗里保留的传统的东西越来越多。研究古代文学的人,往往也觉得这种特色很宝贵,对这些东西很强调。但实际上,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现代的年轻人所喜欢的当代诗人,他们所保留的传统特色就比较少,而保留得比较多的诗人并不是现代年轻人很喜欢的。如果我们了解了诗歌的发展过程,就会发现要把诗歌许多传统的特色去掉,正是中国许多很有成就的诗人早就在做的。比如,中国现代诗人中很有名的戴望舒写过《雨巷》这首诗,诗里写了在一个雨天,有一个像丁香一样的孤独漂亮的女孩子在小巷里行走。《雨巷》出来后,当时很多人都很喜欢。当时主编《小说月报》的著名作家叶圣陶带头说好,其他的很多诗人、文学家也说好。因为《雨巷》很好地保存了传统诗歌的特色:虽然诗歌用的是白话,句式长短不齐,然而押韵很自然;更重要的是诗歌里面的意象很多都是从传统诗词里来的,把丁香和年轻妇女的孤独悲哀联系在一起构成意象可以上溯到南唐李瞡写的词。虽然很多人都叫好,但不久后戴望舒自己觉得这样的路子不行,必须另外探讨一种新的路子,这种路子就是进一步向非传统的现代诗靠拢。这种靠拢倒不是他崇洋媚外,而是中国古代诗歌的这种意象、形式上的特点不能确切地表达出他的内心感受,只有更现代化的表达方式才能表达出他的内心感受。 另外一个例子是徐志摩。上世纪70至80年代的年轻人对他很欣赏。但后来就渐渐降温了。现在的一位颇有影响的女作家甚至说,徐志摩歌唱的是甜得发腻的爱情。但即使是徐志摩的诗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在他去世前几年他已经觉得以前的那些诗歌不成熟,要进一步地发展。他《猛虎集》里的诗歌与那些“甜得发腻的爱情”诗已经不太一样了,与传统诗歌的那些特点也有所不同。他前期追求诗歌的押韵和句式的整齐,为了句式整齐甚至不惜使句子带上文言色彩,与现代汉语发生距离。他的后期诗歌里,这些东西大为减少了。我想,戴望舒自己的这种态度、徐志摩的发展过程乃至中国整个新诗界从上世纪20年代到目前的发展路程,都说明中国传统诗歌的那些特点与现代生活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在研究古代诗歌时就有比较清晰的认识:那些特点都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万古不变的宝贝。 要对中国古代诗歌有较明晰的认识,固然必须了解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历程:要真正认识古代文学的发展趋势,更必须了解现代文学发展的大致趋势。我们往往把古代文学中并不是通向未来的东西认为是很好的东西,或者把中国古代文学中具有通向未来的因素看作是应该否定的东西。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金瓶梅词话》,这部小说以前一直作为淫书被批判否定。到了五四新文学时期,鲁迅、吴晗都对《金瓶梅》作了相当高的评价。但是从50年代起,这部小说又被认为是淫秽黄色的东西,直到80年代才重新评价。现在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已经基本定下来了,大家觉得它是中国小说史上一部很重要的作品,其内容和形式都有很多是通向中国现代文学的。为什么鲁迅等会对《金瓶梅》作这样的评价?那就是因为鲁迅他们是懂得现代文学的,懂得文学的发展趋势,看到了作品的整体趋向和对人的描写刻画。 尽管金庸的小说和古龙的小说在形式上很不一样,但是实际上它们有一个相同的地方,他们都是用现代的观念来写过去的人。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能吸引人,首先是因为这些人物的感情和我们现在的感情、观念是相通的。 50年代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与现代文学的研究越来越脱钩,到最后,古代文学的研究者根本不知道现代文学研究在做些什么。正因为这种隔膜,研究古代文学就不是从文学的历史联系来研究,而是根据某种道德的或很狭隘的观念来理解和指导文学研究。例如过去常说的“吸收民主性的精华,剔除封建性的糟粕”,当然是对的,但对“民主性”、“封建性”,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弄到最后,某种政治理念就成了区别“民主性”和“封建性”的唯一标准,这种情况下古代文学研究的路子就越来越窄了。 所以,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应该把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打通起来,割裂开来实际上是研究不好的。 如果要把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研究打通起来的话,我们应该首先承认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我们同时必须清楚,历史发展是有曲折的,但这种曲折中的回流只是发展过程中的暂时现象而非必然趋势。如果我们用这个认识来观察今天的现实,就可以知道70年代末提出的改革开放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状况和文化上的各种变革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了解了历史趋势后,我们就能对现当代文学获得某种比较准确的认识,然后就可以进一步来看中国古代文学里哪些是和现代文学有联系的、可以发展的,哪些是和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有对立,虽然今天仍有相当高的评价,但不是应当提倡的。研究古代文学,应当立足在对现代文学的了解上,又必须同对现代生活比较准确的了解相联系,离开了这点,就很难搞好古代文学的研究了。也只有了解了文学发展的历史趋势,再把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联系起来,我们才能对文学从古到今的历史发展,有从初步到日益深入的理解。这些是我自己一直在争取的目标。 从这样的要求来看,我们这些研究古代文学(或准备研究古代文学)的人对于当前的文学作品先要有相当的兴趣和关心,这样以后就可以逐渐培养出文学欣赏的趣味,并了解怎样评价一部作品,然后根据这样的认识来看中国古代文学。有的同学可能觉得要研究古代文学必须很好地打基础。的确,基础必须打牢,但我说不要把这个工作看得太困难。研究古代文学,首先要有活跃的思维能力和分析事物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看现当代文学作品时也能获得。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再去打基础,就能事半功倍了。 我想,我们在阅读现当代文学作品时,应该注意防止纯粹消遣、纯粹看情节这种倾向。但是,要完全一本正经地、研究性地去看文学作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还是可以有一种消遣的态度,但在消遣的同时要多想一想。我不知道现在的同学对于武侠小说的兴趣如何,也许还有很多同学愿意看。但在看金庸或看古龙时,我们应该想想他们的小说为什么写得这样吸引人?金庸的小说固然是一种传统的写法,古龙则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比较明显。但他的小说分段很细,有时一两句话就是一段,那却并不是因为西方化,而是为了稿费。尽管金庸的小说和古龙的小说在形式上很不一样,但是实际上它们有一个相同的地方,他们都是用现代的观念来写过去的人,有时甚至把古人现代化了。这在严肃小说里不行,而作为消遣就可以了。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能吸引人,首先是因为这些人物的感情和我们现在的感情、观念是相通的。例如金庸写的《神雕侠侣》,以宋朝为时代背景,那是一个很注重道德的时代,但小说的男女主人公根本不管道德是什么--小龙女在古墓里长大,不懂道德;而杨过则是故意和道德捣乱。如果他们都是当时的道德模范,也许我们就读不下去了。所以说,我们在看的时候多想一想,这样就能增加我们在文学上的修养。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关心现当代文学,开始时也不一定要抱研究的态度,可以是欣赏的态度。如果是中文系的同学,在欣赏的同时多想想,再结合文艺理论,我们的收获会更大。 我们在思考过以后,有了某些认识后,不妨再看一些有关的分析文章,分析武侠或其他小说的文章都好,再想想这样的分析与我们自己的阅读感受一致不一致:如果不一致,再进一步想想,到底是我的感受对,还是他的分析对;如果我对,就应该为我自己的感受、看法寻找根据,这种寻找根据的过程也就是业务上不断成长的过程。当然,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应该谦虚,不是我一定对,别人一定不对。发现我的阅读感受和别人的分析不一致后,还应该想想自己的方法是不是存在缺陷、问题,多想想我的欣赏趣味是不是和现代生活本身就存在着距离。 在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在中国传统小说里心理活动的描写很少,但是现代西方小说里就相当多。上世纪40年代。有的作家就开始比较多地描写人物心理活动,最突出的是当时的年轻作家路翎。当时,受西方影响比较深的知识分子觉得这种心理描写很好,但看惯中国传统小说的人则觉得很累赘--我急于要知道的事情他不说,我不想知道的他罗罗唆唆说了一大通,因而认为这种写法是对西方文学的生吞活剥,没有前途。今天,我们知道对内心活动的细致描写正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然,今天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这种描写,也不是所有作家都能这样,但是只要是写得好的心理活动,大家都承认是文学上的成绩,而不是“没事找事”地模仿西方。 再如,现代女作家残雪,她的作品刚出现时,很多人不喜欢,说看不懂,不知道她在写什么,还有人对她作一些很苛刻的批评。但这位作家,现在在中国喜欢的人也多起来了。她的小说如果从形式来看,是一种现代主义的写法,与我们习惯上欣赏的写实主义的写法不一样。她并不是努力把所谓独立于自己之外的现实尽量生动地写出来,而是用作品里接触到的事件、人物来表现她自己心情和内心追求。她写的东西,看起来好像很荒诞,实际上很深刻生动地表现了她的感情、追求和压抑。我们很可能对这样一种写法不习惯、不喜欢,但在看到别人对它作很高的评价时,我们不应该马上坚持自己的不喜欢,或认为这样的写法不对、没有前途,而应该具体地去想一下,为什么人家要这样去分析,这种分析方法也许是我们完全不熟悉的,我们能不能先弄清楚,这种批评分析的出发点是怎样的,这种出发点我们能不能承认。我们把这种批评的具体内涵弄清楚,就不仅能对这个作家作品有比较深入的认识,还可以在文艺理论上、哲学思想上都获得很大的进步。 曹雪芹不懂弗洛伊德。但是,如果弗洛伊德的学说有科学性,那么他所描述的现象就完全有可能出现在根本不懂这种理论的人身上。而《红楼梦》很大程度上是以曹雪芹自己的生活为依据的,梦境正是对自己潜意识的解释。 我建议研究或准备研究古代文学的人多关心现当代文学,并不是不承认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的差别。任何时代的文学之间都存在差别,这一时代与那一时代的文学存在差别是很自然的。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差别确实比较大。贯通研究,是要在承认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有巨大差别的前提下,再来探讨两者内在的联系。这个话说起来比较抽象,我们还是举具体的例子。 《红楼梦》大家都很熟悉,小说到底写了什么?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认为,《红楼梦》实际上是写人的个性被压抑甚至被毁灭的一个过程。我们曾经给贾宝玉相当高的评价,说他反封建,但贾宝玉自己可能并没有反封建的想法,他自己的生活就是封建的,他对自己的生活也不想改变。有一次,林黛玉对他说,你们这个家老这么下去也不行,言下之意是经济上要注意,贾宝玉却说这些事你不要去想,反正你和我的生活总可以过下去,过得很好的。他又不愿做官,又没有什么谋生手段,怎么去维持自己的奢华生活?无非靠家里封建剥削来的产业。贾宝玉哪有反封建的意思?贾宝玉和别人不一样的关键,是他想自由自在,外加有点性早熟,老和女孩子在一起,又有同性恋倾向。这大概没什么进步可言。但他很重视自己的感情,对所爱的人确实是真正的爱,即使为所爱的人去死也是很愿意的。贾宝玉是个感情、个性都很强烈的人,但是这种强烈的感情和个性,与当时社会现实、家庭教育发生了矛盾。在这样的矛盾中,他一步步走向了悲剧。他的人生态度、道德观念,到底应该怎样来评价?作家其实并不关心,他要写出来的就是人的个性被一步步毁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出人性与环境的矛盾冲突,人性与家族制度的冲突,以及人性在压抑下的种种表现。这里面与五四文学既有着相当多的内在联系,又有着相当明显的差别,《红楼梦》与现代文学的联系也就是和这种差别结合在一起的。 我们再举一个《红楼梦》里的例子--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他在太虚幻境里和一个女孩子成了婚。这个女孩长得有点像秦可卿,名字也和她一样。这里当然经过了作家的创造:梦里的人同现实中的人长得一样,这是可能的,但名字一样,而且做梦的人在做梦前并不知道现实中那个人的名字,这应该是不可能的。曹雪芹这样写,确实暗示贾宝玉对秦可卿的某种特殊感情。后来,秦可卿病重,贾宝玉很难过;听到她去世,贾宝玉更是伤心得吐血,贾宝玉对秦可卿有特殊感情是无可怀疑的。这种写法,被以前的有些文学家夸大说是贾宝玉和秦可卿有不正当关系,这话完全不对。贾宝玉做这个梦的时候只有十二三岁,他身边一直有人跟着服侍,不可能与秦可卿有这样的不正当关系。但是看看现代文学,我们就可以了解这样描写的原因。有个现代作家叫向培良,原来是鲁迅培养的,后来同鲁迅的关系很僵。他写过一篇小说《缥缈的梦》。尽管和他交恶,对他不满意,但鲁迅对这小说仍作了客观评价。鲁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就收了这小说,认为是新文学早期的代表作。小说写的是一个年龄较小的中学生,忽然对他嫂子产生了莫名其妙的感情,这种感情当然只能在潜意识里存在。有一天他梦见父亲要给他订婚,梦里的他坚决反对,说自己已经有了爱人,这个爱人就是他白天不敢承认自己“爱她”的嫂子。这部作品实际上是用弗洛伊德的学说来观察人,描写人。小说里那个少年的年龄和贾宝玉差不多,少年潜意识里的东西,很可能也存在于贾宝玉的潜意识里,这也是《红楼梦》与现代文学相通的地方。但曹雪芹不懂弗洛伊德,这与向培良不一样。但是,如果弗洛伊德的学说有科学性,那么他所描述的现象就完全有可能出现在根本不懂这种理论的其他人身上。而《红楼梦》很大程度上是以曹雪芹自己的生活为依据的,梦境正是对自己潜意识的解释。《红楼梦》的这种创作态度,和现代文学也存在着相通的东西。如果我们把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贯通起来加以研究的话,我们就会对古代文学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这样的了解,我们如果光研究古代文学,是很难得到的。我以前看贾宝玉的那次梦游,就想不出什么,后来读了《缥缈的梦》才恍然大悟。虽然是很不一样的两个梦,却有着共同的基础。 由此可见,把古今文学贯通起来,不仅能了解光研究古代文学所理解不了的东西,也能看出两者的联系,同时也能加深对现代文学的了解。 |
|
讲演者小传 |
|
章培恒 1934年生于浙江绍兴。1954年1月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至今。1980年12月起任教授。1983年至1985年间任中文系主任,现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1985年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96年先后获得复旦大学首席教授、杰出教授称号。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著有《献疑集》等,主编(合)《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新著》。这是章培恒教授在复旦大学的演讲。原载《解放日报》
2004年07月04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