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自我”的困境，也就是“自我”在精神上、心理上等各方面所陷入的困境。下面着重分析“自我”困境的两种主要的表现形式。

    第一种是：科学技术的凯歌行进和精神世界的失落与痛

    自然科学和技术发展到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取得了非常伟大的成就。任何人都无法对这种成就加以否认，就是那些闭眼不看现实的极端分子，可能对科学技术所取得的成果横加指责或否定，但是，当他们去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他们却不得不去乘飞机，不得不与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打交道。虽然他们以浪漫主义的方式，对自然表示一种无限的亲和性，但如果真的让他们生活在南美洲的丛林中，没有电脑，没有电视，没有电话，他们一定会逃出来！这些人在理论上常常显得矫揉造作，他们批判科学技术的时候，仿佛是在追求一种向纯粹的、原始的自然的回归，实际上他们真正希望回归的是以当代高科技为媒介的自然。所以，他们追求的自然已经变质，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那个原始的自然了。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曾经说过的一句名言：人是宇宙中的一颗微粒，但人的大脑却可以包容整个宇宙。也就是说，人的思想可以把宇宙作为一个对象加以思考、加以包容。从宏观上看，完全可以说，科学技术和创造发明方面的发现和成果，我们已经亲身地感受到了；从微观上看，包括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纳米技术、基本粒子、夸克这类发现，也表明人类在这个方面的探索已经进入了很深的层面，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尽管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达到匪夷所思的程度，但是与这种程度相伴随的却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失落与苦难。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一些传统的精神价值已经濒临崩溃。比如，现在人们都坐在电脑终端机前，仿佛回到了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所说的“单子”的时代。莱布尼茨提出的一个著名的概念是“单子”（monad）。据说，单子是没有广延的、自我封闭的实体，它们相互之间是不同的，也是无法直接进行沟通的，因为它们没有窗户，它们都是单独存在的，但是通过所谓的“先定的和谐”，它们可以相互感应、相互交流。正像坐在电脑终端机前的、孤独的当代人通过internet进行交流一样。

    讲到这里，我们也很容易联想起上个世纪60年代法国的荒诞派戏剧家。其中有个代表人物叫尤涅斯科，他写了一个著名的剧本，名叫《秃头歌女》。在这个剧本里，写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中年男子在乘火车的时候碰到了一个中年妇女，他们开始攀谈起来，相互询问到什么地方去。后来发现，他们去的是同一个城市、同一条街道、同一幢楼、同一个房间、同一张床，原来他们是夫妻！作者之所以采取这种夸张的写法，目的就是为了表明当代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和疏远。尤涅斯科的另一个著名的剧本叫《新房客》，这个剧本讲到，一对夫妻在搬家的时候，发现家具是如此之多，物的世界是如此之丰富，以致于他们的新房间完全被家具塞满了。他们不得不把天花板打开，用吊车把家具一件件吊进去，而他们只能缩着身子坐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尽管这样，外面还有源源不断的家具正被运送来。作者这种夸张的手法同样表明了物的世界对人的世界的统治，表明了当代社会中物的主体化和人的物化、异化。

    这种情况，正像有些学者特别是德国当代哲学家海德格尔所强调的，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现代技术的背景下，“人已经被连根拔起”。也就是说，人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根基，成了在水面上到处漂浮的浮萍，人已经无家可归（homeless）。就像当代中国的不少年轻人，他们可能记住了三四千个汉字、二三十个影视歌舞方面的明星、几部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就是他们精神上的全部库存了，他们甚至连“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也不清楚！他们不知道，或许也根本不感兴趣，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这里弥漫着一种普遍的、对真实的历史的本质感到厌倦的虚无主义的情绪。令人不安的是，人们真正感兴趣的不是历史的本质提供的重要的启示，而是历史中那些能够激起个人的情趣，甚至是低级趣味的东西，譬如说儿女情长，譬如说市场经济的商品价值和卖点。正是这些迎合当代人的低级趣味的东西使历史泡沫化了，今天电视剧中的历史剧之所以成了帝王将相私生活的演绎史，就是因为当代人的浮躁情绪和精神上的无根基状态使他们从来就没有认真地思考过历史。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人的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失落和痛苦。

    第二种是：媚俗意识的蔓延和批判意识的丧失

    所谓“媚俗意识”，就是对外界的那种非常庸俗的东西加以认同，就是缺乏一种真正有效的批判意识。从“媚俗意识”蔓延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且来分析以下现象：

    一是人们讲得很多的现象--“跟着感觉走”。这种现象特别表现在美学研究上，所以我在去年第一期的《学术月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美学研究新论》，专门对当前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批判。现在不少人信奉的美学观念是病态的审美观念。比如说，在当今的审美观念中，什么样的对象才是美的？一个女孩的消瘦、苍白就是美的。先是消瘦和苍白，然后再加上胭脂和口红。也就是说，用人为的、外在的方式来表明她是健康的，她的脸色是红润的。她不愿意她的脸色本来就是红润的，即源自她的健康肌体的那种红润，她宁愿她的脸色的红润是从外部附加上去的，就像人们把邮票贴到信封上一样。记得俄国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美与生活》一书中曾经说过：当我们见到农村中的美丽姑娘的时候，发现她们的健康的体魄和红润的脸色都是发自肌体自身的。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民歌中歌颂的美丽女性都带着健康的、红润的肤色，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健康的肤色却成了附加上去的东西。

    同样地，这种病态的审美观念也表现在对动植物的审美态度上。众所周知，鲁迅先生崇拜的动物是狮子和金钱豹，但是今天人们爱的是什么？是摇摇晃晃地跟在人后面行走的哈巴狗和充满媚态的猫。鲁迅先生就批评过猫的媚态。在这样的病态的审美观念的指引下，男子汉的气概也随之而消失，真正的健康和生命受到了蔑视。另外，我们还认为什么东西是美的？我们认为江南园林中的假山、盆景这类东西是美的。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比它们更丑陋了，千疮百孔、站都站不直的假山有什么美？真正美的山是泰山、衡山、华山、峨眉山这样的山。这是真正的山，值得我们在审美上加以崇拜。你说它们是审美对象也好，说它们能引起我们内心的崇敬和崇高的感觉也好，总之，这才是我们应该加以崇拜的东西！但是现在崇拜的竟是假山，竟是那种歪歪扭扭的盆景。今天，在公园里，到处摆满了那些千奇百怪、畸形丑陋的盆景，人们居然认为它们是美的。请问，有哪一个人会认为一个畸形的人是美的呢？正是在这类畸形植物的身上，反映出审美主体的病态和审美感觉的病态。

    二是人们的思想跟着传媒、广告走。传媒、广告在很大程度上主宰着人们的生活。它们说什么商品好，人们就去买什么商品；它们说什么电影好看，人们就去看什么电影；它们说什么书有意思，人们就去读什么书。比如，报上登出一篇文章，说水果应该饭前吃；不久以后又登出了另一篇文章，说水果应该饭后吃。一个小孩失去了方向，干脆吃一口饭，再吃一口水果。其实，从哲学上来考察，任何时候都是“饭前”，任何时候也都是“饭后”。传媒、广告对人们生活的引导作用归根到底表现为海德格尔所描绘的“常人”（das Man）对人们思想的引导作用。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常人”无处不在，但到处找不到。这是什么意思呢？海德格尔这里说的“常人”并不是指具体的人，而是指人的一种类型，“常人”统治着人们的思想，支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使他们失去了批判的向度，成了只与周围世界认同的、单向度的人。比如，父母总是叮嘱小孩做完考题后不要马上离开考场，应当仔细地检查考卷，希望他们把原来做错的答案改正。这就是一种单向度的思维，因为孩子也可能把已经做对的改错了。

    无论是跟着感觉走，还是跟着传媒、广告走，都使人们失去了独立的“自我”，都使媚俗意识不断地泛滥，从而导致了人们的批判意识的普遍的匮乏。这种批判意识的匮乏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批评转化为恭维。比如说，人们对任何一本书的评价，对任何一件艺术作品的评价，实际上已经没有批评，只有一种单纯的恭维。富有讽刺意义的是，人们只是为了证实自己的恭维有多么诚恳，才说到这部作品本身的某些边缘性的错误。人们只是在矫揉造作，只是在演戏，而不是在开展真正的批评。

    二是“黑马式的批评”。大家可能看过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作家批判书》，其中有一篇文章批评余秋雨先生。这篇文章一开头就展示了一个意象，即在一个妓女的包里，人们发现了三样东西：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口红和避孕套。作者以这样的方式开始对余秋雨先生进行批评，我对这样的方式很不赞成。虽然从观点来看，我也不见得同意余秋雨先生的全部观点，但是我觉得，应该非常严肃地进行文化学术上的批评，不应该采用这样的方式。按照王蒙先生以前的观点，这样的批评家或许应该称为“黑马”，就是专门找名人的岔子，不是认真地进行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批评，这样的批评方式导致了批评本身的变质。

    三是“追求不朽”。著名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其小说《不朽》中分析了一种常见的现象，即有些人看起来热衷于对名人的批评，实际上是借此以攀附名人，追求不朽。比如，有一个女孩追求歌德。她之所以这么做，按照米兰·昆德拉的分析，因为她认为，歌德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已经进入历史，成为不朽。她希望她这个“小舢板”能够搭上歌德的“大船”，从而也使自己能够成为不朽。所以，她伪造了她和歌德之间的书信，但是当她把伪造的书信出版后，她又不舍得把伪造的书信原稿烧掉，而是一直把它保存下来了。终于有一天，也许是突然的死亡，使她失去了销毁原稿的可能性。后来，这个伪造的文本被发现了，于是，大家都知道她原来出版的、她和歌德之间的通信完全都是虚假的。米兰·昆德拉在小说中剖析了这个女孩的心态，认为她的目的就是追求不朽。特别是在对名人的批评或评论中，这种“追求不朽”的心态总是一再地表现出来。

    四是“意义溢出”。这里说的“意义溢出”，表现在人们对事物意义的任意扩大上。任何一个事物，从小的事物到大的事物，从不重要的事物到重要的事物，都有它本来的价值。应该让它维持原来的价值，千万不要去加以扩大，但是在当代文化中，普遍存在着这种意义的扩大化现象。哪怕一个学者研究茶文化、饮料文化，但是他在课题申请书中，一定会论证自己的课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他的意思似乎是向人们表明，如果人们不同意他的课题通过，人类的思想就将在黑暗之中徘徊。在当代生活中，由于意义的普遍溢出，所有的事物都进入了“太空状态”，即重的变成轻的，轻的还是轻的，所有的东西都变成轻飘飘的了。于是，当代文化陷落到泡沫文化的困境之中。

    五是忏悔意识的丧失。在西方文化史上，我们还可以读到三部《忏悔录》，即奥古斯丁的、卢梭的和列夫·托尔斯泰的忏悔录，但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忏悔录。现在有不少人在写回忆录，写对过去政治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回忆，但是，很多回忆录令人看了很失望，因为在这样的回忆录中，作者无例外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天真的受害者，仿佛所有的过错都在他人的身上。这就使我想起米兰·昆德拉说出的一句著名的话。即“每个受害者同时也是施害者。”人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才能进入真正的忏悔状态中。如果所有的过错都在人家的身上，这与其说他是在批评自己，反省自己，不如说是把“自我”完美化。

    总之，我们强烈地感觉到，当代人的“自我”陷入了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