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什么是信息行为
    首先，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信息行为？信息行为即传播行为。完整地说，也就是信息传播行为。
    这种行为有四个要素，一是发布信息的个人或机构，二是信息，三是发布信息的手段，四是接收信息的个人或机构。
    以眼前的报告会为例--信息发布人是我，信息内容是关于上海市民的信息行为，信息发布手段是口头语言，信息接收人那就是你们在座的各位。
    不难理解，这是一种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行为。从它的重要性看，就像“衣食住行”一样，我们每时每刻都不能缺少；从它的特殊性看，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人类的一切行为，都贯穿着、或者说都离开不了信息传播行为--我们简称它为“传”。这样看来，人类最重要的基本行为，其实应该是“衣食住行传”。
    从信息的具体内容看，一般可以分为四大类：新闻、言论、知识、娱乐。
    例如，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媒介如实报道，这是“新闻”；对此，我国领导人发表声明，悼念死难者，支持打击恐怖主义分子，这是“言论”；有关恐怖主义组织及其活动的历史、现状和趋势，这是“知识”；如果以“911”事件为题材，写成小说或拍摄成虚构的电影故事片，那就是“娱乐”。
    从传播的进行方式看，则可以分为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它们的特点分别是：一个人对自己、两个人以上、有组织参与、有大众传播媒介参与。
    仍以“ 911”事件为例，一个人知道了以后，惊呼“我的天啊/MY GOD”，这属于自我传播；他把信息告诉别人，或者和别人讨论，属于人际传播；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组织对此表态，叫做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发布各种有关信息，那就是大众传播。
    然后，四种信息内容和四种传播方式，实际上每一种都可以彼此交叉，从而一共形成16种类型。

    我今天主要向大家报告以大众传播方式发布各种信息内容的状况。

    二、上海市民信息行为的变化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各位都可以感觉到，上海市民--也就是你们自己以及周围人的信息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种变化到底有多大呢？ 1997年（就在这一年，上海人均GDP达到了3000美元）我作过一个研究，在上海市区调查了900个家庭，并采用了纵向和横向比较的方法。结果发现，变化确实惊人！
    首先，我们考察了各种媒介设备在上海市民家庭中的普及状况。1985年曾有一项调查显示，当时的品种极少，主要是所谓的“老三样”，即：报纸60%，收音机94%，电视机（黑白） 86%，电视机（彩色） 24%。
1    2年后的1997年调查表明，这三大传统媒介的变化好像不算很大，分别为：报纸77%，收录机76.3%，收音机69.l%，电视机98.4%。但令人瞩目的是，涌现出了一大批新兴媒介!

    很容易理解的是，1985年调查一点没有涉及新兴媒介。因为，新兴媒介在当时要么是空白，要么还处于起步状态。与此对照，1997年调查不但毫不费力地列举出“十八般兵器”（可能还有遗漏），而且不少（新兴媒介中有一半以上）指标接近、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准。这里，我们参照了日本1995年一项权威调查的结果（也就是表1括号里的数据），进行横向比较。
    从表1可以清楚地看到，[l]-[11]的普及率都突破30%，［12］和［13］将要突破30%，［14]-[16］的前景也很可观。尤其是[8]和［10］即 BP机和 VCD机这两个品种由于切合实际、价廉物美，格外受到大家的青睐。不过，发展势头最为强劲的，还数[13]电脑--准备购买的家庭比例高达33.6%，预期普及率超过50%，对比日本也不相上下！这不但表明，上海市民确实拥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一种开放心态、进取精神，或者说追赶世界和时代潮流的品格，积极地推动了各种媒介特别是新兴媒介的快速普及。
    其次，除了“硬件”之外，我们还考察了“软件”、也就是信息消费的状况。结果发现：上海市民不但热心配置各种媒介资源，而且十分频繁地消费各种信息。可以说，与“硬件”相比，上海市民的“软件”消费水准更高。
    请看表3—在枯燥的数字背后，跃动着上海广大市民积极吸收、充分享受各种信息的身影。从总体消费时间看，上海与日本只相差约14分钟。尤其令人感到惊奇而欣慰的是，市民大众既喜欢新兴的声像媒介如卡拉OK、录音带、VCD等，同时也没有偏离（不如说仍然热爱着）传统的印刷媒介。上海人接触印刷媒介--即读报纸、书籍、杂志的时间量（44.71＋32.67＋7.31=84.69分），实际上大大超过了一向以勤于阅读著称世界的日本人（ 17.5＋8.5＋4.9=30.9分），反过来，接触电视媒介的时间量则远远少于对方。
    由此看来，上海市民的信息消费需求和行为的特点，可概括为：旺盛、多样、均衡、合理。